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异文比勘与《楚辞》书画鉴定

发稿时间:2020-12-14 10:20:00 来源: 光明日报

   “金相玉式,艳溢锱毫”的楚辞,衣被后世,影响深远。文士艺术家多“斟酌其英华”,象其从容,或缵述其词而拟骚,或注诠笺释以解“骚经”,或取以为法书绘画创作之素材,纷总总其繁盛,遂使楚辞研究著作与“楚辞体”作品前后相续,而楚辞题材的书画作品如各体法书《离骚》《九歌》《九章》《远游》《渔父》《九辨》《高唐赋》《钓赋》、线描或设色画《离骚图》《九歌图》《湘君湘夫人图》《山鬼图》《卜居图》《屈原渔父图》《屈子行吟图》《屈原餐菊图》《麓山吊屈图》《醴浦遗佩图》《滋兰树蕙图》《兰蕙图》《饮酒读骚图》《端午竞渡图》等亦层出累现,令人目不暇接,共同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林中蔚为壮观的“楚辞文献丛”。

   这其中,因楚辞书画的作者,如欧阳询、李昭道、张敦礼、苏轼、李公麟、米芾、梁楷、赵孟坚、钱选、赵孟\、张渥、沈周、祝允明、文征明、仇英、王宠、董其昌、陈洪绶、萧云从等,多为艺林宗师,其作具有极高的文化艺术价值,既有被皇家视为御览之宝者,亦多达官显贵宝之以传子孙的秘藏珍玩,更是商贾鬻卖获利的重要对象,有着极其广泛的社会需求,故在其流传过程中,有工巧者或临摹虚造,或补题换款,或截割补缀,使得历代楚辞书画作品传本甚众。如传为李公麟的《九歌图》就有中国国家博物馆“七月望日”本、北京故宫博物院“李伯时为苏子由作”本、辽宁省博物馆王獍媳尽⒑诹〔┪锕菁炙频啦乇尽⒅猩酱笱死嘌Р┪锕菸獗楸尽⑻ū薄肮使┪镌骸泵总雷楸尽⑾袅几ú乇尽斗锸繁尽⑽獬翁獍媳尽⒉芪呈榇潜尽⒅煜V也乇镜仁嘀执荆馐鹚臻男惺椤毒鸥杼酚刑ū薄肮使┪镌骸鼻∮侍馇┎嵋潮尽d李项氏藏本、项元汴跋文本等不同传本,米芾楷书《九歌帖》亦有《快雪堂法帖》周季木藏初拓本、涿拓本、建拓本、内府本、梁同书临写本等多种传本,其中良莠相杂,鱼目混珠,有的还给藏家、学者、民众带来认知错误,造成经济、知识等方面的不良影响。

   面对此种状况,宋、元以来的学者们即尝试从不同角度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对楚辞书画真伪问题进行考订;千载而下,产生并形成了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,如“望气”(据作品“气韵”即精神特征来判定)、“辨款印”(据作者款识印章兼及收藏印章,经查对真迹来判断)、“考著录”(据收藏印章与题记来核对)、“结构分析”(以风格为核心和首要依据,并把印章题跋、收藏著录、材质装裱等因素纳入艺术文化的演进过程中去认识)等(薛永年《书画鉴定与书画作伪》)。这些方法对于正确认知楚辞书画的具体内涵、恢复其历史本原面貌而言,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,故多为学界所取用。

   除了这些方法之外,从文献学角度切入,借助传世《楚辞》写本与刻本,运用“异文比勘”之法,进行文辞考校,明源流,别异同,辨衍脱,亦不失为考订楚辞书画作品真伪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。这是因为,楚辞法书乃是基于书家审美观而秩序井然地对《楚辞》文字的艺术化呈现,楚辞题材绘画中亦书写有不少其所依傍之文字;这些文字具有时代性特征,必定是艺术家所处之时代能够见及的《楚辞》文字,且在书写时当需遵循特定的政治要求与文化规定,并符合书家的书写惯例;倘若与此有悖,除考虑特殊个案外,书画作品本身的真实性问题也就需要慎重考量了。比如,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欧阳询楷书《离骚帖》明拓本,经《历代碑帖法书选》编辑组印行后,化身万千,广为流传,然实为伪作;对此,可借助唐宋《楚辞》写本与刻本,通过文辞比勘而见出。

   首先,以唐代《楚辞》传本比勘欧阳询《离骚帖》,得见二者文字多有出入。倘若将欧阳询《离骚帖》定为真迹,则帖中文字当与唐人所见之《离骚》差别不大,事实却并非如此。唐时《离骚》,主要有两类传本:一为单行者,如王逸《楚辞章句》、郭璞《楚辞注》、刘杳《离骚草木疏》,以及徐邈、宋处士诸葛氏、孟奥、释智骞等的《楚辞音》之类;一为《文选》所载者,如古写本《文选集注》,五臣、李善《文选注》,及其他杂注中所载录者。这两类传本中的《离骚》文辞与欧阳询《离骚帖》皆有出入: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智骞写本《楚辞音》中所释“要”“遗”“效”“处”“语”“折”“草”“宅”诸字,《离骚帖》中皆无着落;日本金泽文库藏古写本《文选集注》之《离骚》文字与《离骚帖》相较有十九处异文;李善《文选注》尤袤刻本、五臣《文选注》建阳陈八郎刊本之《离骚》文辞与《离骚帖》相较皆有二十余处文字差异,且多非“夫”“之”“乎”类虚词;再则,古写本《文选集注》中“[欷余郁邑兮”至“吾令鸩为媒兮”部分,李善《文选》尤袤刻本中“[欷余郁邑兮”至“吾令鸩为媒兮”部分、“时亦犹其未央”之“央”字及以下至“驾八龙之婉婉兮”句之“驾”字处,欧阳询《离骚帖》皆全脱;同时,古写本《文选集注》、李善《文选注》尤袤刻本、五臣《文选注》建阳陈八郎刊本之《离骚》中皆无被洪兴祖认为是“后人所增”的“曰黄昏以为期兮,羌中道而改路”句,欧阳询《离骚帖》中却有此二句。由此可见,今传欧阳询《离骚帖》与唐时《离骚》传本文辞颇多差异,又有衍脱之处,二者所据底本有异,当是重要原因。

   其次,以唐代《楚辞》传本比勘被学界定为真迹的欧阳询《九歌帖》,得见二者文字无甚差异,可从侧面证明《离骚帖》乃伪作。倘将日本西东书房《欧阳率更九歌残石》与尤袤刻李善《文选注》相比勘,即可发现,《东皇太一》《云中君》《山鬼》二者文字全同,《湘君》《湘夫人》仅二处微异;与陈八郎本五臣《文选注》相校,亦可发现,《东皇太一》《云中君》《山鬼》篇二者文字全同,《湘君》《湘夫人》篇仅三处微异。由此看来,确乎出于欧阳询的《九歌帖》,在文辞上与李善、五臣《文选注》中《九歌》差别甚微。倘若定《离骚帖》亦为率更真迹的话,那么,同为一人所书,所据底本及其文辞却出现如此大的差异,这不由得让人产生怀疑:欧阳询《离骚帖》当是后人所伪托,非为率更手笔。

   再则,以宋代《楚辞》刻本比勘欧阳询《九歌帖》,得见二者文字基本相同。将此题名欧阳询的《离骚帖》与宋端平本《楚辞集注》相较的话,可以发现:端平本中有“曰黄昏以为期,羌中道而改路”句,欧帖亦有之;二者文字差异仅两处:一省文、一增语气词之异,当为《离骚帖》书写者之笔误,无碍大局。可以认为:二者所据为同一底本。朱子著书时,刘安、班固、贾逵诸人注《离骚》之书,皆不复存;隋、唐间训解者五六家及僧道骞所为楚声之读,“亦漫不复存”,“独东京王逸《章句》与近世洪兴祖《补注》并行于世”,于是其于“疾病呻吟之暇,聊据旧编,粗加檗括,定为《集注》八卷”(朱熹《楚辞集注目录序》)。显然,《楚辞集注》当是据王逸、洪兴祖之书来厘定《离骚》文本,不可能据其所见欧阳询《离骚帖》来取舍文辞;而欧帖无疑当为后出者。

   通过将欧阳询《离骚帖》与唐宋写本、刻本所载《离骚》文辞相比勘,即可见出:当下广为流传的欧阳询楷书《离骚帖》,实为南宋或以后人据端平本《楚辞集注》文字而伪造,断非欧阳率更真迹。

   这样看来,在进行楚辞书画鉴定时,亦可从文献学角度着眼,将书画作品视为版本之一种,以其上所书写之文字为线索,将之置于版本产生、发展、流传的历史进程中,通过对不同传本的文字比勘、同异考校,来明其源流,别其真赝。与前贤的其他方法相较,此种方法将关注重心转向于作品的文字构成,具有一定的客观性、实证性与合理性,当能对书画鉴定方法有所裨补。

   (作者:罗建新,系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)

责任编辑:韩玉